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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仲联先生学术研究述略

仲联师初名萼孙,字仲联,中年以后以字行。原籍浙江省吴兴县,自高神祖以上,世代务农。曾祖孚威,字港汰,始读书为诸生。祖父振伦,字楞仙,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二甲十七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同年曾国藩以副考官偕行。回京后擢任国子监司业,以丁母忧去官归里。适其岳丈常熟翁心存自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户部尚书擢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为避免裙带之嫌,振伦终制后就不再进京任职,后半世一直以教书谋生,先后担任扬州梅花书院、淮阴崇实书院山长。振伦是晚清著名的骈文家,曾注《鲍参军诗》4卷、《樊南文集补编》12卷,又从《全唐文》中选录骈文编为《唐文节钞》10册。自著有《示朴斋骈体文》6卷、《示朴斋骈体文续》1卷、《示朴斋随笔》1卷。谭献《复堂日记》、张之洞《书目答问》都将他作为清人学唐骈文的典范而加以推许。仲联师的祖母翁端恩是清末两朝帝师翁同的姐姐,也擅长诗词,著有《簪花阁集》。端恩虽出身华胄,但自嫁钱家后,与夫君同甘共苦,同流寓在外,直到光绪五年(1879)振伦客死苏北,生活无着,才不得已携子归居常熟。其弟同购县城内引线街老屋三进安置她。从此,钱家就寄籍常熟。仲联师就是在“露似珍珠月似弓”的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初三夜诞生于常熟的,因为长于常熟,故里吴兴虽隔太湖相望,而数十年间未尝一至,所以取“梦苕庵”(吴兴有“苕溪”),以为室名,寓饮水思源,落叶归根之意。而常熟又是仲联师生命和事业的发祥地,数十年人世沧桑,常熟虞山的影子和人文风光总在脑中闪现。所以又取“望虞阁”为室名,表明对第二故乡哺育之恩的永生难忘。

1923年底,仲联师毕业于常熟县立师范。翌年春天,经其姑父俞钟銮介绍,以第一名优异成绩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国专所研习的国学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经济或宋明理学,而是囊括经、史、子、集,涵盖文学、史学、哲学、地理、经济、艺术等中国文化诸多领域的学问。这与时任国专校长的唐文治先生的学术修养有关。唐先生少从太仓王祖学程朱之学,后从晚清汉学家定海黄以周攻考据,又得桐城吴汝纶真传,因而融通义理、考据、辞章。唐先生在师资选择方面也不拘一格,兼收并蓄,颇有蔡元培办北大的气派,经他以重金聘至国专任教授或作讲座的先后有陈衍、章太炎、顾实、钱基博、周谷城、周予同等人。仲联师在如此良好的环境下,如鱼得水,刻苦攻读,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知识和学问。唐先生早年出自翁同门下,与翁氏有师生之谊,后又曾在翁家处馆,由于这样的关系,对仲联师督责愈严,曾选派仲联师和年级高于他的王蘧常、唐兰、吴其昌、毕寿颐等每周一次至苏州曹元弼家学习《仪礼》、《孝经》。1926年冬,仲联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当时与首届学员王蘧常、二届学员蒋天枢齐名,号称唐门三鼎甲

1927年春,仲联师至上海谋生,两年后,与王蘧常先生(字瑗仲)合刊《江南二仲集》,并陆续和海上文坛名人谢王岑、张大千、潘飞声、陈诗、冒广生、夏敬观、李宣龚等缔交往来,经常参与他们的宴饮和诗会,视野得到了较大的开拓。九一八事变爆发,面临国家危亡的严酷现实,仲联师打破了过去个人的书斋天地,奋力跃出同光体和山水风光的狭窄圈子,参用虞山诗派和清末诗界革命的创作方法,写出了一批反映现实、感咏国事的诗篇。诸如《哀沈阳》、《哀长春》、《马将军歌》、《书愤》、《哀锦州》、《飞将军歌》、《李营长死事诗》、《胡烈士诗》、《虹口义屠诗》等。这些诗发表在《申报》副刊上,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和士气。黄炎培每从报刊上读到这些诗,拍案叫绝,剪报保存,并且常以传示友人,广为谕扬。不仅如此,还介绍仲联师结识了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吴江著名诗人金天翮(松岑)。金先生也对仲联师的诗作赞赏不已,将其选登在他所主编的《文艺捃华》上,称其才雄骨秀,独出冠时,老夫对此,隐若敌国。后来为仲联师诗集作序,谓其骨秀,其气昌,其辞瑰伟而有芒。并以在诗国图王称霸相勉励。

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军兴,仲联师又写了许多感咏时事战局的作品,如《初闻冀北消息》、《平津沦陷感赋四首》、《佟赵二将军殉国诗》、《大刀勇士诗和无恙》、《八百壮士诗》等。抗战期间,即使是那些描写桂林、阳朔佳丽山水的诗作,也难免时时流露忧患乱离的心声。如《榕树楼晚眺》:“榕树楼头倚夕阳,万鸦城郭入苍茫。湖烟白褪芙蓉色,秋气黄归薜荔墙。如此江山犹战伐,可无刀剑出肝肠。乱峰遮眼真多事,我已登临不望乡。当抗战胜利,举国欢庆,人民盼望和平,而国民党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内战时,仲联师写下了《秋兴八首次少陵韵》以寄愤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热情洋溢地写了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诗篇。19971月,香港施学慨先生为主编《回归诗词百首》,专程来苏州向仲联师求序并征诗,当时身体不适,九十高龄的先生慨然于当晚就写成了《喜迎香港回归祖国》三十六韵的五言古风。

仲联师终身孜孜不倦地探究追求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诗填词成为其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旧体诗词并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生机断绝,濒于熄灭,将被新体诗完全替代。因为自绩溪胡适之先生倡导新体诗以来,新体诗卓然可与古诗人所作争胜者未之见,而新体诗人之前驱俞平伯、沈尹默诸先生,写新诗不久又转而从事旧体诗写作,而且为之弥工,可见古诗之生机尚存,如人之老当益壮。此外,诗歌创作不仅是抒情言志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是文史研究尤其是诗集笺注工作的必要基本功夫。仲联师深感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关于诗歌与读书关系的论述,平时谆谆教导我们:陈衍曾批评钟嵘不能为诗而妄评诗,因而语多谬悖,评次失当,陈柱也曾批评郑玄虽精通古礼而不能作诗,故笺三百首不能无失。这些批评不能不说是击中要害的。相反,往者钱牧斋以诗鸣一代,其笺注杜诗,论者谓多得少陵微旨,盖知人论世以意逆志,非诗人注诗莫能合而为一也。同样仲联自造掐擢肾胃,不懈而及于古,并世胜流固多称之矣。以诗人而主公度诗,吾知其必有当也。(以上均见冯振《人境庐诗草笺注序》)仲联师对中国文学古籍整理能作出特殊贡献,一方面由于海纳百川,博学多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杰出的文学家。

青年时代的仲联师在学诗与治学、做诗人或是当学者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前者。因而早年的学问研究都与诗歌艺术密切相关。就其本人初衷而言,治学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借鉴前人创作经验,直接服务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仲联师告诉我们,他的学术活动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人境庐诗草笺注》就是基于两个原因择定的,一是因为一些私人关系,黄氏曾为翁同所赞誉,见《翁文恭公日记》。其随薛福成为驻英使馆参赞时,仲联师的伯父钱恂也在薛处,与黄氏为同僚,两家有世交渊源。另一方面是因为诗歌创作的需要。黄遵宪是晚清率先吹响古典诗歌改革运动号角的新派诗人的领袖人物,而《人境庐诗草》正是晚清诗歌革新的代表,爱国诗歌的典型。其诗以旧格律运新思想,诚不愧为诗界之哥伦布。仲联师选取他作笺注,不仅想由此探索诗家的用典奥秘,具体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并欲借鉴黄诗,写出反映同样国难深重年头的作品来。笺注工作始于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王蘧常为此书作序,称黄遵宪丁有清末造,外患沓至,慨然有意于当世之务,而卒莫得用,且终以废弃故所为诗忧深思远,其庶几有()原之心焉。称叹仲联师于此颠危沉浊之中,未尝不能随流搰泥以取富贵,乃独穷老荒江,守黄遵宪诗而好之,且为之笺注至数十万言,而尤详于国难,志在以文字激发国人,救国于未亡之先。冯振序则称此书与钱谦益注杜诗其所成就,异代而同符,读之可觇国运,察时变足以激发末世之人心,为救亡之一助。周作人、夏衍等都曾非常重视这一研究成果,日本人甚至将由《人境庐诗草笺注》开创的黄遵宪研究称的黄学

仲联师以余事做学者,不想竟成了著名学者。就其学术成就而论,大致可以分为清前文学研究、清代文学研究、文学文献整理三个方面。

一、清前文学研究

40年代后半叶至50年代前半叶的十余年间,仲联师息影乡间,先后任教于常熟县支塘中学、沙洲中学,讲授国文。课务闲暇,除搜集材料对初版本《人境庐诗草笺注》加以认真补充修订外,还推出了另两部重要专著——《鲍参军集注》和《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鲍照才秀人微,取湮当代,生前既没有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身后更没有得到在中国诗歌史上应有的一席之地。最早为《鲍参军集》作笺注的是仲联师的祖父钱振伦,系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摘抄鲍照诗文,搜集汇录李善《文选》注、吴兆宜《玉台新咏》注、闻人《渔洋古诗选》注中有关内容,加以自己的研究心得而成。但因为没能见到后来的《四部丛刊》影抄宋本,无从据以作校刊。1921年冬,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黄节从钱家借去《鲍参军集注》书稿,抄录全编,并就诗注部分四卷加以增补,又间采前人论鲍诗诸说附于后,于1923年冬由北大排印问世。而文集部分二卷,则未作补注,也未刊行。仲联师的补注工作是在前两家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是依据涵芬楼影印毛斧季校宋本、《文选》六臣注影宋本、《乐府诗集》影宋本、严可均《全宋文》以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古籍所引,将全集校刊一过,增加校语于注文之后。其次是就诗注部分黄节尚存罅漏处,加以补苴,对前人论鲍诗诸说之遗漏者予以增补。其文集部分,黄节未作补注,仲联师则在初注基础上作为补注。文集后增辑前人论鲍文诸说,一如诗注体例。最后别辑前人总论鲍照诗文之说,并新撰《鲍照年表》附于卷末。一部浸透三代学者心血,较为完善的《鲍参军集注》终于在1958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并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

与鲍照相比,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要显赫和确定得多,千余年来,对《韩昌黎集》的笺释研究一直是一个热门课题,但仍不能无憾。就代表清人韩诗笺注最高成就的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和方世举《从昌黎诗集编年辑注》而言,前者号为删补旧注,搜罗较丰,流传较广而影响较著,但颇少新意,且有删补不当之处;后者创为编年,增补诠释,附会史事,与旧注互有得失,但编年多误,且又未及从事版本校订。仲联师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仿照清人集解、间诂一类的纂述方法,采集唐宋以迄民国237家论说,考辨增补,大量参以自己的新解,并对韩诗重新作系年编排。具体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曰校,首列方崧卿《举正》、朱熹《考异》全文,次以祝充、魏怀中、廖莹中、王伯大四家影宋、元本为主,偶及明、清版本,下逮清人、近人考订,参比异同,择善而从;二曰笺,本着知人论世的宗旨,考索推求作品的时代背景、本事和涉及的有关人物等;三曰注,包括文字、典实、地理、名物等,凡使事之来源、缀文之诂训、奇辞奥旨,远溯其源,务期昭晰,无有所隐;四曰评,词章之科,不同于考据,贵在赏析精微,窥古人文心所在,故选辑诗话、笔记、日记、尺牍以及总集等书籍中对于有关作品的评论。另外还增补了一些注释,采摭范围迄于近代,包括章炳麟、黄侃、章士钊、陈寅恪、岑仲勉、陈延杰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自己的心得。《集释》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文学研究》1958年第二期即发表长篇书评,称述这许多分散甚至于埋藏在文集、选本、笔记、诗论等书里的资料,由钱仲联先生广博的搜掘、长久的积累、仔细的编排,还加上一些自己的心得,成为这部著作。从此我们研究韩诗,可以一编在手,省掉不少翻找和抄录的麻烦,比研究杜甫、李白、王维或李商隐的诗方便多了。因为还没有人对那些诗的清人注集做过钱先生那样大规模的补订。”19843月,《笺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时,仲联师又依据新材料、新成果对全书作了不少改动增删,并加上了标点,重写了《前言》,以使适合于更广大的读者群。

1961年秋,仲联师在上海参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期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请他校注南宋诗人陆游的诗集——《剑南诗稿》。陆游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高寿多产诗人,其存诗数量略等于唐宋诗坛大家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黄庭坚五家的总和,而《剑南诗稿》全集向来未有注本,为该书作注,是一项无所依傍的开创性工作,与整理前人注释的集注或增补前人注释的补注迥异。仲联师的《剑南诗稿校注》大致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校勘。以汲古阁后印本为底,据北图藏宋刻《新刊剑南诗稿》残本及宋刻《放翁先生剑南诗稿》残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本、宋人罗椅《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前集》、宋人刘辰翁《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后集》,以及明人刘景寅从《瀛奎律髓》中抄辑而成的《别集》、影印本《永乐大典》,偶亦旁及其他,如地志、石刻等所载,以之校改底本中目录、诗题、字句等方面的讹误,存其原字于校记;诗题、字句不同者,择善而从,仍存其原题、原字于校记;出入不大,可两存者,加校语,不轻改;缺字或漫漶不清者,加以校补。对古今字、通假字不轻出校,而对两种宋刻残本与底本的异同情况,则虽细微,也作出校记,使读者得以借此略识宋本面目。二是辑佚。85卷之外的陆游诗作,除收入毛晋所辑、毛扆续添的《放翁逸稿》,并对其中混入的非陆游作品,一一加以识别考辨而外,还增辑了《逸稿补遗》1433首和若干零句。三是题解。考释诗歌的写作时地、历史背景以及诗题中涉及的人物、山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四是注释,包括诗中涉及的地名、人名、典故、僻词,以及持论之所自出,诗句之借鉴于前人处等。在题解和注释中,凡在《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和《老学庵笔记》中有关材料可资参证者,尽量采取以陆证陆的方法,予以拈出。

《剑南诗稿校注》工作,历经四年完成。1965年,仲联师将凝聚着无数心血的278万字的书稿交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由于文革的干扰,直至1985年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年,该书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

文革期间,仲联师仍孜孜矻矻,勤于著述,完成了《李贺年谱会笺》和《后村词笺注》两部著作。其中《李贺年谱会笺》在朱自清《李贺年谱》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略依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之法,翔实而细致地考证了李贺的世系、家居、歌诗旨意和《李贺歌诗集》的版本源流,并对历来李贺研究中的失误、异说多有辨正。《后村词》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刘克庄的词集。其作品不仅以呼唤国家统一、关心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思想内容为政治基调,迥然自外于一时士大夫沉湎歌酒声色、散发绮罗香泽的词风,而且在表现艺术上自觉地继承并发展了辛弃疾大声镗,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豪放传统。杨慎评谓壮语足以立懦,毛晋评谓雄力足以排,从而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在较高水平上的统一,成为南宋辛派词人三刘(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之中成就最高的人。自宋代以来,《后村词》经多次编刻,有许多不同版本,却从未有人作笺注。因而仲联师《后村词笺注》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传世《后村词》各种版本存词数量不同,编排次序也异。《笺注》采用朱孝臧编《村丛书》五卷本《后村长短句》为底本,全录朱孝臧所作校记,并参用汲古阁《宋六十家词》本《后村别调》、《四部丛刊》影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赐砚堂旧抄本《后村先生大全集》,以及陶氏涉园《影宋金元明本词》本《后村居士诗余》作校,增加校记。在编排方面,将可以明确考出写作年代的作品编年排列,计词130首,其余无法考出确切写作年代的作品,则仍按《村丛书》本原来的编排次序,并将《全宋词》所辑6首附后,共两卷,计词134首。这样,刘克庄存世作品迄今所见者已收罗无遗。笺注体例则略同《剑南诗歌校注》。

二、清代文学研究

仲联师作为清代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在该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灿烂辉煌。大致说来,仲联师的清代文学研究可分为四个方面清人诗集笺注、清人别集点校、清人诗歌选本、《清诗纪事》的编纂。

清人诗集的笺注除前述《人境庐诗草笺注》外,投入精力更多,笺注难度更大的是《海日楼诗集笺注》。《海日楼诗集》的作者沈曾植是仲联师的太老师,也是他最为佩服的近代学者之一,沈氏以学人为诗,融通经学、史学、玄学、佛学等学术思想入诗,尤其佛典,几乎触目皆是,仲联师注沈诗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一是沈氏生前与之有交往接触的人如夏敬观、李宣龚、冒广生等都寓居沪上,与仲联师为忘年之交,尤其沈氏晚年亲炙之门人王蘧常先生与仲联师过从甚密。二是上海公共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极为丰富,查找资料方便。为了笺注沈诗,仲联师设法购得频伽精舍本《大藏经》一部,几乎翻遍,而且借此撰写并发表了《柳诗内诠》、《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等重要论文。沈氏在四裔舆地研究领域,是用力最早而收获较丰的学者,沈诗中的史学典故很多,因为注出史典也是很大的难题,仲联师为此旁搜远绍,广泛阅读,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例如,仅仅为注沈氏用的六朝史典,仲联师就一度致力于《晋书》、《宋书》、《北魏书》、《南史》、《北史》的研读,将重要的史料分门别类,作为笔记,进而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见解。于笺注沈诗之外,还写出了《读北魏书崔浩传书后》、《读宋书札记》等史学论文。沈诗的笺注工作持续了四五年,始完成初稿,并于1944年至1945年间部分连载于《学海月刊》上。后来,仲联师与沈曾植的嗣子慈护缔交,并于1947年七八月间,应慈护先生之邀,客于沈宅,整理沈曾植遗著,得读其笔记、文稿及大量手稿,详细掌握了沈曾植的交游酬唱、学术活动等背景材料,用以补充《笺注》初稿之不足。这期间,还整理编成了《海日楼札丛》8卷、《海日楼题跋》3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出版。80年代,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将《海日楼诗集笺注》列入出版规划,仲联师又在补订稿基础上再作修订。该书去年已出清样,可望今年见书。

仲联师在40岁左右完成的诗集笺注著作还有《吴梅村诗补笺》和《钱牧斋诗补笺》。钱、吴两家是齐名于明清之间的诗坛巨匠,他们的诗集中都有大量饱含沧桑之感的爱国诗篇。仲联师之前,吴梅村诗已有吴翌凤、靳荣藩、程穆衡三家笺注传世,三家都未见到宣统三年(1911)由武进董氏诵芬室刊印的58卷本《梅村家藏稿》及所附《年谱》,将作品的写作年代和政治背景往往搞错。仲联师作补笺,既是补三家注所未备,又正其疏漏舛误。钱牧斋诗按写作时代编为《初学》、《有学》、《投笔》三集,旧有其族孙钱曾注。仲联师补笺,则参照南明史料,补钱曾囿于当时环境而慎不敢出者,旨在为钱牧斋抗清事迹发微探隐,有些内容还超出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及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间及释典、道籍与舆地,及钱曾注有缺误者。这两部著作与《海日楼诗集笺注》一样,完成以后一直保存在家中,文革中,所有的著作手稿均为抄家者劫走,所幸沈诗、吴诗录有副本,1984年《吴梅村诗补笺》与《李贺年谱会笺》一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冠以《梦茹庵专著二种》的书名出版。至于《钱牧斋补笺》,由于未录副本,家中只残留一些零星底稿。

仲联师在清人别集点校方面的成绩主要是整理钱牧斋的诗文。1983年,仲联师受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托,历时十余年,花费大量心血,以宣统二年邃汉斋排印本为底本,参以各种刻本,对合计160卷的《牧斋初学集》和《牧斋有学集》作了悉心的标校整理,撰出校语两万多条。两书分别于1985.1996年出版。

仲联师鉴于前人于诗歌方面重视唐诗,而轻忽宋诗,尤其是明清诗,因而在宋以后诗方面做了不少普及工作。主要著作有:1934年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出版的《清诗三百首》,后来,岳麓书社多次重印。1936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印行的《宋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宋诗三百首》、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的《清诗精华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近代诗举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近代诗三百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出版的《近代诗钞》和1992年出版的《明清诗精选》。诗选之外,仲联师还注意文、词的选编,主要著作有: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清文举要》、岳麓书社1992年出版的《清词三百首》和《清八大名家词集》、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以上各种中,尤以《近代诗钞》为要,可与陈衍的同名书双峰并峙。

四次荣获国家级一等奖的《清诗纪事》更是仲联师对学术界的卓越贡献。关于清代诗歌的专门纪事之书,行世的仅有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一书,该书详于清初,所录仅顺治、康熙两朝,且偏于诗人经历考订,所录之诗,虽亦有事,但往往空泛而不具体,笼统而无特定背景,与张应昌《国朝诗铎》一类选本基本无别。仲联师另编《清诗纪事》,设定的工作目标或学术意义在于: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高度出发,全面总结清代诗学的经验、成就,通过检阅清诗的独特成就
来确立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恰当地位。再者,《清诗纪事》除以纪历史社会为主以外,又极重视对作家的评论资料的甄录,可以为清诗研究者提供许多重要文献。这部22巨册、由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最后出齐的著述一经问世,即被学术界公认为近年来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硕果,周振甫、王元化先生撰文高度赞扬,钱钟书先生来函称赞此书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遑论计、厉”;“宏编巨著,如千尺浮图,费时无多,竟能合尖。钱先生与诸君子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学人,受益无穷。

三、文学文献整理

仲联师先后应聘参加过多种大型辞书的编纂工作。1962年秋,在上海参与《辞海》古典文学部分的审稿和修订工作;1979年起,以编委身份编纂《汉语大词典》;1984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副主任;198412月,任《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主编(该书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不久,即受上海辞书出版社之请,领衔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1997年出版)。仲联师先后主编或参与编撰的文学工具书达20余种。

清代钱仪吉始收清人碑传为《碑传集》,续为增补者有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汪兆镛《碑传集三编》。仲联师在以上四家之外,广事搜辑,主编成《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共收1100余人,碑传1200余篇,210余万字。鉴于保存在别集序跋中的文学理论资料异常丰富,且往往为人所忽视,仲联师又于1998年主编完成了《历代别集序跋综录》,该书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仲联师虽已93岁高龄,但思维敏捷,治学不辍。今年始,笔者协助整理《钱仲联文集》(2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出),仲联师仍对以前出版的著作有不少修订补充。我们衷心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为学术界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5期,文:涂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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